疾痛的长期性，并非简单地由病理过程在一个孤立的人身上造成的直接结果。它是生活在与其他人有特定关系的相互制约的环境的产物。长期性也部分地产生于那些人际交往中业已成为共识的负面期待——这些期待束缚我们的愿望，打击和抑制我们的自我意识。患者意识到要表现得像个长期的病人；家庭成员和医疗服务者们懂得以这个观点来对待患者。我们共同参与了建筑墙壁，拆毁桥梁，把复杂的个人放在简单、单一的角色中（病残的、有生命危险的），好像这就是他们的唯一性质和全部所能。我们对有害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，自己也成了灰心丧气氛围的一部分，而且无益地增添了危机和恐慌的感觉。

为了了解社会环境对疾痛长期性，以及对症状和病残的摇摆的影响作用，我们必须看清患者在构成其生活环境的人际关系网中的实际处境，包括患者与健康医护人员、残障机构的关系，这些部门常常阻碍患者从受损害的角色转回到正常的社会身份（参见Kleinman，1986；McHugh and Vallis，1986；Osterweis等人，1987）。在此书的几位主角看来，疾痛的长期性使患者在感情和人际关系上如同处于地狱边缘。患者及其家属怎么理解这个讨厌却又能唤起联想的名词，是患者康复状况的关键。长期性之于他们是一种直觉，是对疾痛所涉及的不同社会环境交汇的习俗的直接感知。社会学理论把此称为行为“轨迹”（Strauss等人，1983）和“文化表演”（Frankenberg，1986）。不过，患者把它形象地表述为通向地狱边缘之旅，我更喜欢这种表述。

长期病人常像那些困陷边陲的人，在完全陌生的边境地带晕头转向，徘徊流浪，急切地等待能够重返他们的故乡。对许多人来说，长期疾痛是种危险的边界穿越，是对重返正常生活的冗长的等待，也是对到底能否重返正常生活的永存的疑问，通过这个地狱边缘就像是穿过一个“敏感的神经”系统，一个凶险无常的区域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个穿越并不太困难，甚至有些人觉得，这就像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一样。然而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这无异于被羁绊在自己痛恨而恐惧的绝望之中。这一比喻也应该使我们意识到长期疾痛的社会属性：进出口的例行手续、签证、不同的语言和规则、过境处的警卫、工作人员和叫卖者，尤其是亲属和朋友们，他们把脸贴在窗口玻璃上忧伤地挥手道别，有时他们会携带不能再重的行李，坐在等候室里，甚至一同走过这地狱边缘地带，经受相同的惶恐、伤痛、疑惑和损害。为长期病人发起的社会行动，在分离、转移和重新参合的形式中来回摆动，就像病情趋向缓和，然后又返回恶化，如此来回摆动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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